1935年6月下旬，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四川西部毛儿盖地区。周恩来因长期工作过度、睡眠不足、饮食不足等原因，身体极度虚弱，慢慢的出现发烧、腹泻、肝区疼痛等症状。7月初，周恩来被安排住在毛儿盖一处农舍里。他的贴身警卫范金标和魏国禄发现他体温高达39.5摄氏度，立即请来医生。当时红军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卫生部顾问王斌都在场。王斌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，他用显微镜检查了周恩来的大便，发现有阿米巴原虫，诊断为阿米巴肝脓股。
由于当时缺乏药品和设备，王斌只能给周恩来注射易米丁（一种治疗阿米巴痢疾的特效药），并让战士们从山上挖冰敷在他的肝区，用局部冷冻的方法降低体温，控制炎症发展，并诱导脓肿向下穿孔排脓。
7月中旬，周恩来终于排出了大量脓液，体温也逐渐下降。他的意识也恢复了清醒。但由于连续高烧、多日不进食，他仍然非常虚弱。红军准备过草地。非常关心周恩来的病情，嘱咐彭德怀要组织力量抬着周恩来过草地，不能有半点闪失。彭德怀组织了一个担架队，由干部团团长陈赓任队长，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主动加入。他们抬着周恩来，顶风冒雪，历经艰险，终于在8月中旬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。
8月下旬至9月上旬，红军到达甘肃会宁。周恩来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，但仍然需要休养。他住在会宁县城一处民房里。当地的医生和群众给他送来了药品和食物，帮助他恢复体力。周恩来十分感激，亲切地与他们交谈，介绍了红军的斗争情况和目标。
阿米巴肝脓股是由阿米巴原虫引起的肝部化脓性感染，与阿米巴结肠炎有密切关系。周恩来可能在长征前或途中感染了阿米巴原虫，导致了肠道炎症，从而使原虫通过血液或淋巴系统进入肝脏，形成脓肿。周恩来在长征途中承担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任务，经常过度劳累、睡眠不足、饮食不足等，导致了身体极度虚弱，抵抗力下降，使原虫更容易在肝脏内繁殖和扩散。在长征途中经历了多种恶劣的环境和气候，如高原、草地、沼泽、雪山等，受到了寒冷、潮湿、缺氧等坏因的影响，使肝脏的功能受到了损害，使原虫更容易造成炎症和坏死 。
综上所述，周恩来在长征途中得阿米巴肝脓股的原因，是多方面的，既有感染因素，也有体质因素和外因。这种病在当时是很危险的，如果不及时排出脓液，就会导致败血症或脓毒性休克而死亡。幸运的是，周恩来得到了医生和战友的及时救治，才能够克服困难，继续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奋斗。
最后，我们要评价周恩来在病中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和人格魅力。从上述过程中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，周恩来在长征途中患病，是靠医生的治疗、战友的关怀和群众的支持而转危为安的。但这并非是说他是一个被动的病人，相反，他是一个积极的革命者，一个坚强的战士，一个高尚的人民领袖。他在病中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和人格魅力，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他忠于革命理想和事业，不畏艰难困苦，不惧生死危险。他在长征途中始终承担着军委的重要工作，协助制定行军作战的方针和策略，指挥红军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和围追堵截。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身体代价，但他从不抱怨，从不退缩，从不放弃。
他关心战士和群众的生活和利益，不搞特殊化和特权化。他在病中拒绝吃稀饭和梨子，坚持要与战士和群众同甘共苦。他对医生和战友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，并尽可能地减轻他们的负担。他对当地群众的支持表示感激，并亲切地与他们交流。
他保持着乐观向上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情况，不为病痛所压垮，不为困境所打倒。他在病中仍然关注着革命形势和红军动态，并及时向汇报情况。他在病中仍然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，并教会了范金标等人打电报、看地图等本领。他在病中仍就保持着幽默风趣和风度翩翩的气质，并给周围的人带来了欢乐和信心。
总之，周恩来在长征途中突患致命疾病，是靠医生的治疗、战友的关怀和群众的支持而转危为安的。但这并非是说他是一个被动的病人，相反，他是一个积极的革命者，一个坚强的战士，一个高尚的人民领袖。他在病中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和人格魅力，令人敬佩和钦佩。他用自己的生命和行动，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员，什么是真正的人民领袖，什么是真正的民族英雄。他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也为世界和平与进步做出了有益的探索。他是中国历史上一颗永不熄灭的明星，他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。
